不久前，我读了一本很震撼我的书——《哀痛者与幸福者》，作者摩罗，被称为“来自民间的思考者”。
“我是谁？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？”如果说这是哲学家通过对生命的思考而抽象出的疑问，不那么容易解答的话，那“这个世界何以是这个样子？”则似乎是每个智力正常的人都曾有过又都忘记掉的追问。为何现行的世界是这个样子，是什么支配着它运转？我们大多满足于这样的回答：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存在即是合理的。一个真正的奴隶，从来不会去想，自己何以是一个奴隶；从来不会想，自己与主人之间有什么真正的区别。“他理所当然地尽着一个奴隶的职责，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当一个高级的奴隶，凌驾于其他奴隶之上，最大限度地维护着这个奴役与被奴役的体制”。因为，他生来就是一个奴隶，既然生来就是这样，那这就是合理的。当然，只要是一个现代人，而且是不具有自虐倾向的人，都会对这样的奴隶逻辑嗤之以鼻。其实，奴隶之中也不乏具有深刻洞见者，只是因为任何对奴隶制度的反思所带来的只会是无尽的痛苦。面对强大的阶级统治和剥削，有几个斯巴达克斯敢于站出来公然的反抗？只有忘记痛苦，让麻木充斥头脑而得以摆脱，于是，这无异于更深一层奴役——对心灵的奴役。然而，我们又可曾想过，在我们的时空中，又有多少我们理所当然的接受了的“合理”的外在？是否还记得，在童年那天真的心灵中，有过多少关于世界的为什么，都淹没在所谓成熟的“理性”之中？而摩罗，却以一颗天生敏锐洞察力的叛逆头脑，孩子般地执著于这样的追问，“在长期支配着人们行为的，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，因而无须（也不容）置疑的前提性的观念提出挑战，追问其合理性。”（钱理群）。
由于这样的追问，使得作者同时也陷入了巨大的哀痛之中。在精神上，在中国，鲁迅无疑是这样一种执著追问的鼻祖，既是最具成就者，也是最大的哀痛者。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上演的吃人与被吃，奴役与被奴役的闹剧，看到这个民族性格中深刻的奴性，以及由此形成的有毒的文化土壤。他作为这样一个悲哀民族的一员而深深的痛苦着，就好像他笔下的狂人，最终发现自己竟也在不知不觉中吃下了小妹的肉，发现自己竟也是自己所深恶痛绝的吃人者之一，这样的恶心与痛苦可谓达到了终极。在摩罗的《独行者语录》中，也表达了类似的绝望与痛苦。那个独行者因为看到了世界的荒谬与罪恶而决定独行，他深信自己与他们不是同一类的。于是他坚定的向前走着，拒绝一切邪恶的诱惑和善良的劝说，拒绝了一切与他相干的和不相干的，想要彻底地决裂这个世界。可是，最终，当他走出这个世界，来到一片荒漠时，“忽然冒出一个长者横眼睛、竖鼻子、宽嘴巴和两条腿的东西。他眦眦牙，亲热的对我说：‘我们是同类。’”于是，“立即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在我心里涌起，我遥远了我所厌恶的一切，却没能遥远我所厌恶的自身，依然被这样的东西引为同类。我以他为镜子，察看者自己的丑陋，禁不住咬牙切齿地说：‘我恶心！’”。面对着自鲁迅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苦难历史的延续，人性尊严的继续沦丧和难以消解的“强大的历史惯性”，目睹了在激烈的政治运动中中国人，特别是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的诸般丑恶之后，作者的心难以平静。他知道自己不可避免的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，但他绝不做一个丑陋的中国文人。为了表达自己的特立独行，他选择了“恶魔”作为笔名，同时也明确了自己鲁迅之“精神界战士”谱系的再续者的身份；自称为“来自民间的思想者”，也表达了对于世俗权力的不妥协。“摩罗”、“恶魔”，其中隐含了多么巨大的深层的孤独与哀痛！
也正如鲁迅一样，哀痛着的战士，才是真正的猛士。摩罗的文字显示着巨大的精神力量。说道文字的力量，不论是飞扬跋扈，遒劲刚烈，还是如倾如述，娓娓到来，都不能最终让人感到信服。力量不是来自文字本身，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是真理，还是谬误。而真理却往往因为其本质的难以揭示性而不被人所接受。于是，蕴含着真理的事实，便是最具说服力的了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事实便是简化了的真理，只需要我们运用一般的，也是最可能正确的（因为越简单一般，就越接近人性的真实）道德标准加以衡量，便可以展现出来。在摩罗的文字中，以及同时期其他一些青年作家的文字中，事实，或曰常识，都以大量的篇幅出现。在一个个故事中，让你“与那么都伟大的心灵不期而遇”（余杰）。通过大量事实的对比，让我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评判孰优孰劣，因而也就最具有说服力。同时，这力量还来自作者以及读者内在的精神制高点。摩罗的文字中始终强调着“人”这一主题，这一点又和鲁迅是相通的，目的在于“治疗国人麻木的精神”。通过对近代以来西方人文主义、民主主义思想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失败的历史的回朔，通过对“人”这一存在的含义的深刻剖析，展现了中国人性格中古已有之的非人性。关于“人”与“非人”，关于健全的人格，摩罗有着深刻的认识。他强调“个性主义”，强调“人”。他将自己的文字称为“生命的体验”，而不是什么意见、观点、格言、圣经之类的东西，并不是一种谦虚，而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尊重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存在真正的圣哲，当我们把鲁迅作为一尊雕塑供奉起来时，鲁迅便不再是鲁迅，而成为了新的文化压迫的工具。他警惕着盲目的集体主义。集体主义固然有着生产力上不可比拟的优势，但过分的、盲目的集体主义忽视了作为个人的人的存在，当它足够强大时，便要求每一个成员彻底的服从，最终，将人改造为集体无意识的工具，改造为非人。“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，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？是合道德还是非道的？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？是该享祭的还是该被献祭的？”而这样的悲剧在“文革”中的上演，已给这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
作为新一代中国文人中的杰出代表〈不管摩罗如何声称不愿成为丑陋的中国文人的一员，这仍是他的宿命〉，其精神的力量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对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批判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批判上。这是一种彻底的、从自身开始的批判，不同于以往的那些俨然置身于事外的批评者。批判自身，便意味着批判自身所赖以成长的土壤。“我知道，我的灵魂早已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，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？”（《中国文人》）“我真切的感到了灭亡的痛苦，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。我无可挣扎的坠向耻辱的深渊。”（《咀嚼耻辱·非人的宿命》）对自身非人境遇和精神死亡宿命的真切体验，在对耻辱的咀嚼中透露出真正的绝望，由终极的绝望再衍生出强大的批判力量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承受着巨大的哀痛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。在读摩罗的文字时，不能不变得清醒，不能不反思：我们的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承袭了奴隶的血统？为什么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像《雍正王朝》一类的反映明君忠臣的作品如此受到欢迎？我们自诩为新人类、新新人类，可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明白了作为“人”的本质？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，远不如浸淫过普希金，拜读过拜伦、卢梭、巴尔扎克得上一代或是几代人，在精神上来的新。我们所谓的反叛，是盲目的，甚至是口头的。在不远的将来，甚至就在现在，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义无反顾的投入了世俗的怀抱，淹没于权、利的纷争。当然，这无可厚非，这可以理解为个人的人生追求，但是又有多少人不在其中迷失了自我，迷失了人性呢？
摩罗，以及与他有着相同理想的人们，都承受着这无比巨大的悲痛。他们从鲁迅那里继承了深深的绝望，他们在绝望中挣扎，希求着后人能承受更少的绝望。他们将得到有良知和洞察力的人们的理解，他们警醒着新生的、还十分纯洁的心灵，一点一点的、虔诚的抽取着这个民族文化中的毒素，一点一点地将“强大的历史惯性”消解于无形。从这样的意义上，他们又是真正的幸福者。他们幸福，因为他们痛苦地捍卫着人性，因为他们揭示着微茫的希望。摩罗，来自民间，也来自底层，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“精神贵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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